继下降4.3%的2013年之后，日本对华投资连续第2年低于上一年水平。据日本的日中经济协会统计显示，跌幅超过因天安门事件影响而出现投资锐减的1989年（减少35%），“创出历史最高水平”。这是因为在进驻中国的日本企业之间，3大负面因素相互叠加在一起。
第1个因素是中日关系恶化。在2012年秋季围绕钓鱼岛领土主权的对立激化之后，中国全境出现了大规模的涉日游行和抵制日货运动。
在2014年11月中日首脑会谈实现之前，对“中国风险”的警惕感强烈，放弃在当地扩大业务和拓展新业务的日本企业出现激增。
一般而言，按实际使用外资计算的直接投资额在企业通过董事会等确定是否投资之后，将在6个月-1年之后体现到统计数字上。2012年秋季以后决定缩减对华投资的日本企业很多，到2014年，中日间对立的消极影响以投资额锐减的形式体现出来。
第2个因素是日本企业的中国业务面临的环境巨变。在作为“世界工厂”、全球制造业企业不断进驻的中国，如果仅观察北京和上海等主要城市，最低工资已上涨至2010年的1.5倍以上。此外，土地使用费等工厂新建所需的成本也呈现上涨态势。
在被廉价劳动力所吸引而进驻中国的日本企业之间，相继有企业进行了战略调整。东芝已撤出在辽宁省大连市涉足的平板电视生产，将相关功能集中于印度尼西亚。以制造业为中心，将中国基地迁往东南亚等地的“中国+1”趋势不断扩大。
第3个因素是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的变化。在重视经济增长的胡锦涛前政权时代之前，可明显推高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制造业的进驻受到欢迎，地方政府等的外资优惠政策也非常充实。
但是，中方领导层以“产业升级”为旗帜，开始将优惠领域锁定为尖端技术行业。不少日本企业表示“仅仅依赖单纯的产品制造，越来越难以增加对华投资”（日本大型电子企业）。
逆风对于欧美和亚洲企业也如出一辙。2014年，全球对华投资仅增长1.7%。虽然韩国和英国增长2位数，但美国投资减少20.6%，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投资业减少了23.8%。
此外，还出现了以外资为对象、相继展开反垄断调查的情况等，因此称“希望中国构建公平竞争环境”（欧盟中国商会）的呼声也比较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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