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方智慧在企业文化中的创新实践

□明月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根植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在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时代征程中，文化铸魂与赋能的作用尤为重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结着深厚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与道德规范，为塑造新时代企业文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滋养。胸怀“国之大者”的宝武，自觉将传统智慧融入企业文化，并对其进行创新思索与创造性转化，为宝武在“铸就强大”的新征程中提供强大的精神凝聚力与战略引领力。

文化与文明：定义的开放性与多样性

何为“文化”？文化这个话题“没有答案”，每个人理解各异。这种定义的开放性、多样性反映了人类经验的多元性。有人将文化视为过往行动的提炼，有人视其为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总和，还有人强调其制度与典章的组合。然而其共性在于——从“人”出发，在适应大自然的过程中形成的人类进步。

文化与文明有着微妙区分：文明更多承载着积极、进步、褒义的内涵，而文化则更为中性。在全球文明谱系中，中华文明展现出独特的连续性与包容性。当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的文明或中断或变异时，中华文明却如长江大河，源远流长，在漫长演进中形成中华文化——一套独特而完备的世界认知与价值实践体系，成为我们今天的思想源泉。

智慧源泉：从“心形物”“真善美”到“上止正”

对心、形、物三者关系的探讨，构成了中华文化的深层结构。儒家关注人与社会的关系，追求社会和谐与伦理秩序，提出“仁义礼智信”；道家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追求天人合一与自然无为；佛教说，心是物的奴役，就是凡人；如果心能主宰物，则为佛。三者构成了中国人理解世界、安身立命的完整坐标系。

真、善、美则构成了永恒的价值体系。儒家重于“善”。从孔子的“仁者爱人”到王阳明的“致良知”，始终围绕如何建立良善社会与培养道德人格。王阳明的“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将善的追求提升至本体论高度。道家更关注“美”。“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和“上善若水”，体现了自然之美、素朴之美、无形之美，其中蕴含着超越功利、回归本真的审美态度。佛教则聚焦于“真”，追求“真如”境界，既是对宇宙本质的洞察，也包含了对人生意义的终极思考。

我们今天不妨以“上止正”三字，简洁概括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上”体现为自强不息、不断进取的中国精神，取自于《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向上的力量体现在个人修养、社会进步与文化发展的各层面。“止”代表着节制与平衡的智慧。儒家之“知止而后有定”和道家的“知足常乐”、“知止不殆”都意味着适度、分寸与节制。“正”则为中国文化追求的理想状态。《中庸》所言“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以及《礼记》中的“正心诚意”，皆指恰到好处、合乎道义、内外一致的和谐状态。

异曲同工：中华文化在西方管理学的绝妙回响

奇妙的是，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将管理当成“一门真正的人文艺术”，这与中国文化“以人为本”的核心精神高度契合。他强调管理不仅研究“事”，更是关于“人”的学问，关心人的价值、成长与发展。这与儒家“仁政”思想一脉相通。德鲁克预见了“知识社会”的到来，指出知识工作者成为主体后，管理逻辑必须从外在控制转向内在激励，依赖员工的自我管理与责任感。恰如中华文化所倡导的“慎独”与“致良知”——最高效的管理源于个体内心的自觉与自律。

以东方智慧解析现代企业管理，我们发现：从“心形物”“真善美”到“上止正”，直指企业组织管理与价值创造的核心。“心形物”构成了辩证统一的系统框架：“心”指企业的价值观、使命与精神追求，“形”指企业的组织结构、制度流程、行为规范，“物”指企业提供的产品、服务及创造的物质财富。“真善美”则标定了价值追求的完整维度：追求经济效益与客观规律之“真”，恪守社会责任与商业伦理之“善”，创造产品精良、环境和谐、体验愉悦之“美”。而“上止正”则提供了从价值确立到行动落实的实践智慧：“上”，树立高远目标、追求卓越的进取精神；“止”，在复杂环境中明辨是非、知所进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正”，在动态平衡中持守根本原则，守正创新。

宝武实践：东方思想精粹融入现代工业管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

宝武文化，正是自觉扎根中华文化沃土，吸收现代管理精华，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发展实践中淬炼而成的。宝武价值观“诚信、创新、绿色、协同”及企业精神“钢铁报国、开放融合、严格苛求、铸就强大”，很好地演绎了“心形物”的系统构建、“真善美”的价值追求，并实践了“上止正”的方法论路径。

首先，在“心”的层面，构筑价值共识。宝武将“诚信”置于价值观首位，视其为立身之本。这并非简单的商业准则，而是对传统文化中“朋友有信”“以义取利”的现代升华，体现了对“善”的坚守。而“钢铁报国”的企业精神，更是将个人、企业的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将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具体化为产业报国的宏伟抱负，也正是“上”的精神最磅礴的体现。

其次，在“形”的层面，锻造制度与行为的载体。以“开放融合”之态度打造“严格苛求”之形制。必须提到“协同”，这一宝武特有的文化，其来源于宝武的联合重组，更顺应于数字化时代。在宝武“联合、整合、融合”的过程中，协同发挥了最大力量。在数字化、智能化时代，“去中心化”“共建共享”成为趋势，宝武敏锐洞察到，未来企业的竞争力将愈发依赖于生态协同与数据共享。倡导“协同”，正是为了适应甚至引领时代变革，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这同样体现了“上”的格局。在构建产业生态圈时，宝武提出“没有竞争对手，只有合作伙伴”，在市场竞争中找到合作共赢的边界与节点，是更高层次的“止”。协同要持久深入，必须守正。其“正”在于始终服务于提升整体效率、创造综合价值的根本目标，以及“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固化于制”的文化建设。

再者，在“物”的层面，追求向善而行的创造输出。宝武对“创新”与“绿色”的界定，深刻体现了“真善美”的价值观。创新被明确为“学习创新、止于至善”，一是向“上”突破、追求极致，二是坚守向“善”的科技伦理。要防止“为了创新而创新，为了高科技而高科技”，不做只追求技术指标、不顾实际价值甚至有害的“创新”。创新要有“止”的边界——必须创造真实价值、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必须坚持“正”的方向——有益于社会福祉。宝武将“绿色”定义为发展的生命底色，这正是将“美”与“善”注入钢铁制造之中，是实现真善美统一的生动实践。

从“心形物”“真善美”到“上止正”；从“钢铁报国”的初心到“严格苛求”的治理，再到“绿色智慧钢铁，铸就美好未来”的公司使命，宝武将文化与管理深度融合。在迈向世界一流的征途中，宝武正在探索一种源自东方、面向未来的现代企业成长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