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路径选择
记者：虽然服务型制造业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但各国所走的具体道路又有所不同，那么，对于中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发展路径？
郭重庆：借鉴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我们应该着重从以下方面下工夫：
第一，细化深化社会专业分工。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列茨认为：“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关键因素除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以外，另一种资本是社会和组织资本，变革的速度和模式取决于这种资本的形成，国力的增长也取决于这种社会和组织资本。”
20世纪初福特顺应亚当·斯密企业内部劳动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理论而创新了一个大规模流水生产模式，造就了一场产业革命。21世纪社会内部分工的细化深化将导致一场服务经济革命，出现很多新的行业和新的职业并造就很多就业机会。
中国有让世人羡慕的高储蓄率、高 FDI、庞大的科技队伍、取之不竭的劳动力资源，但唯独稀缺的是社会组织资源，也就是社会专业分工，生产要素的社会化资源配置，这是转型国家的共同点，也是中国的当务之急。
国家创新系统的始推动者 Freeman认为，对国家创新系统来说“社会能力是必不可少的，社会能力的建设比技术能力的建设更复杂”。 社会能力的建设应提到中国管理层的议事日程上来，没有社会能力的建设，制造业企业的瘦身转型，突出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就缺少支撑。
第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中国制造业企业似乎尚处于样样都得有的原始扩张思维中，企业自研、自供、自产、自销的传统一体化经营模式仍较普遍，独立的研发商、设计供应商、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以及各类专业中介服务商凤毛麟角。
资源配置效率低是中国经济的软肋，中国物流社会总费用相当于GDP的20%（日、美为8%～10%），工业企业流动资金周转一年仅1.62次（日本为 7～18次），产品在自己手里几乎压了8个月，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相当于GDP的70%，资金效率低，企业盈利和资金积累能力非常弱，创新的动力和资金支持力度不足，制造业企业的整体竞争能力较弱。
第三，降低社会交易成本。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必然产生社会交易费用，只有充分的市场化配置，才能降低社会交易费用，这种社会分工才能得以继续，正如制度学派的诺贝尔奖得主罗纳德·科斯的一句名言：“市场机制总能把企业对市场的替代限制到使社会总成本最小的程度。”
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有助于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缓解资源、能源、环境压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对当前中国、一个地区、一个城市和一个企业的发展来说都是一个契机。
搭建生产性服务业的平台，是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源泉和产业集群的黏结剂，城市竞争力的基础是生产性服务平台，将各产业粘合起来，对中心城市来说更是如此，中心城市的聚集力与其说是制造能力，不如说是服务能力，一座城市的国际竞争力取决于其服务经济的质与量。
当然，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并不是替代制造业，中国尚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产业转移的加速阶段，制造业还有一定的上升空间，拐点可能出现在2020年，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可以促进、提升中国制造业的竞争能力。
汪应洛：对我国而言，发展服务型制造业也会给传统制造企业带来不小的挑战：
在制造服务化模式下，传统制造企业首先需要制定其服务内容的拓展方向和拓展方式，将传统的产品系统发展为集服务与产品于一体的产品服务系统。产品服务系统改变了实物产品的一次性交易方式，而需采用与服务相适应的多次交易方式，因此带来了全部的产品服务系统质量度量、交付与定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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